如果人类的历史是一条长长的链子，那么每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这条链子上的环。循着这条环环相扣的链子，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五千年无情的兴亡与沧桑，动人的辉煌与悲怆。——山水不系舟题记
算起来我这是第四次到南京了。前三次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游览明孝陵，我一直耿耿于怀，此次路过这里岂有错过之理。
早早起来在夫子庙北门匆匆吃了口早点，便坐上公交车向紫金山方向奔去。没有时间的约束，一个人无牵无挂，这便是独行侠的好处。
八点多钟的紫金山南麓，茂密的森林里山路弯弯伸向林海深处，一种神秘的气氛油然而生。因为来得太早，我便一个人在明孝陵前闲逛起来。突然，一块路标顿时吸引了我的目光——孙权墓。就这样，江东碧眼儿引领着我向一座小山走去。想不到，本是来看朱元璋的，不意凭空又撞上了孙权。
在小山右侧走走停停，偶然碰到一位花白头发的老者，从他的嘴里我才知道，这小山就是南京有名的梅花山，孙权墓就在山的东侧。经过近两千年的历史磨蚀，孙权的墓早就没了踪影。如今，人们只能凭历史记载，随意在梅花山东麓找块地方充做坟墓，并为他塑了一座高大的石像让人们凭吊了，至于他的枯骨在哪里，那就只有埋他的黄土才能知道了。据说，明初朱元璋建孝陵时，主持建陵工程的官员曾向朱元璋建议把孙权墓移开，朱元璋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留着给我看门吧！”这样，在建孝陵时，仅将孙权陵前的石麒麟迁往别处，孙墓在原地没有动。至于明以后这座陵墓什么时间消失的，却无从杳找了。
我站在孙权像前沉思起来，从古到今，江东真是出了不少人物啊。遥想在那赤壁大战的前夕，在家国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年轻的孙权毅然决然地率领军民奋起抗战，表现了一个血性男儿的英雄本色，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知感动着多少中国人。
思绪和脚步一样漫无边际地游走，反正时间足够我一个上午挥霍了，即然身处梅花山下，索性就上梅花山走一圈。此时梅花早已谢了，但曲径通幽也别有一番情趣。来到小山上一望，整座山不大，但向北望去，只见紫金山高大的峰峦蔚然葱绿，怀中右面抱着朱元璋的陵墓；左面抱着孙中山的陵墓。
梅花山上有一座规模很大的亭子，匾额叫“观梅轩”。看到四周梅树成林，想到如果在梅花盛开的时节来此一游，一定会看到满山梅花绽放，那情景一定很壮观。一想到天下美景数不胜数，而且这美景也是有季节性的，谁都不可能全部看遍看全，留些猜想反而会更好。
从梅花山南坡下去就看到了通向明孝陵的神道，当我刚要沿神道走向朱元璋时，突然从南边涌进一伙穿着整齐校服的男女学生，中间一位年纪大一点的疑似导游的男人正领着他们边走边讲着什么，我想这一定是某个学校组织学生旅游的。正苦于没有导游的我，就混在他们中间免费听讲起来。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学生们几乎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南京导游的书，而且多数都是学生在介绍景点。一问我才知道，这是一所旅游学校的学生在实习。
一个长相稚嫩的女孩子站在学生面前，指着梅花山开始了她的介绍：
“游客同志们，我们前方看到的就是梅花山。这座小山在三国时期是东吴大帝孙权和他夫人的墓地，因此，后人称它为“孙陵岗”。它背靠紫金山，东面就是中山陵，据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日伪时期被大汉奸汪精卫看中，并留下遗嘱死后要葬在这里陪伴孙中山。因为山上长满了梅树，汪伪政府还把梅花定为南京市的市花。
1944年3月汪精卫因枪伤发作病情加重，在夫人陈璧君陪同下去日本就医。这年11月初，汪精卫病势垂危，要咽气的时候他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去。”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结束了他的可耻生命。11月12日，他的遗体被日本人用飞机运回南京。接着便举行了所谓的“国葬”，墓地就选择了梅花山。
汪精卫下葬后不久，日本军队在中国就开始打败仗了，南京的伪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可能预感到了什么，就让人在汪精卫的坟上浇灌上了水泥，以防止丈夫的坟被人扒掉。
1946年1月，在重庆的蒋介石电告收复南京的何应钦：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炸掉！于是，这年的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墓上的水泥，他的棺木和尸体被运往火葬场彻底焚化。
之后，梅花山的汪精卫坟地由工兵铲平后建了一座小亭，取名“望梅轩”。亭子四周栽植花木，彻底改变了墓地模样。现在，梅花山上的梅林面积有410亩，品种有230个，约有梅树 13000余株，规模居全国之首。1982年，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将梅花定为南京市的市花。”
女孩子介绍完好像有些腼腆，就用眼睛去看她的老师。不过在我看来，让这么小的姑娘讲述这样一段沉重的历史已经很不容易了。南京，在中国抗战历史上是一座让世界都为之悲伤的城市，30万人被侵略者屠杀！而南京的汪伪政权，则充当了让国人唾骂的汉奸角色。从而，也让汪精卫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我望着山上那美丽的亭子和几丛鲜艳的花树，顿时觉得，完美的现实背后，大多都有一段伤心的历史。中国能走到今天，积淀下来的沉重不只让史学家费尽了研究的心力，也使中国的青少年负担起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厚重的历史文化。
说实话，这之前，我对梅花山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对汪精卫其人，也只知道他是南京日伪政府的首脑，是一个大汉奸，更多的细节则知之甚少。听了小姑娘的介绍，我才知道，罪恶深重的汪精卫，居然还敢与孙中山为伍，还有脸面占用孙权的墓地？我甚至怀疑这是否是真的。于是我向那个老师问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那老师看了我一眼知道我是一个游客，顿时来了可以向他的学生示范的机会，就又向我讲述了另一个更加鲜为人知的佚事：
“1994年，南京一些市民希望在梅花山设立汪精卫的跪像。中山陵园管理部门几经考虑，决定请一位手艺精湛的石匠师傅雕刻一尊汪精卫跪像。石像雕成后，管理局在观梅轩对面修建了一个水泥平台，四周设栏杆，把跪像放置在台上。跪像身穿燕尾服，打着领带，双手反铐在背后，面朝孙中山的陵墓，以示其向孙中山先生磕头谢罪之意。汪精卫生前曾代孙中山起草过遗嘱（就是那个‘吾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并自诩为‘总理忠实信徒’，此跪像可谓是对他的极大嘲讽。”
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在杭州岳飞墓前看到的秦桧和他夫人王氏的跪像。游人们不断向秦桧夫妇吐啖扔污物，来表达自己对汉奸卖国贼的痛恨。记得还有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于是就想，汪精就应该享受秦桧这样的待遇。
那老师接着说：“因为梅花山是南京著名风景胜地，游人如织。当游人看到汪精卫跪像时，都纷纷向跪像后脑、脖子、脊背等处吐痰，有的还向跪像撒尿。于j是，有人提出这太有损于南京文明古都的形象。另外，汪氏后人也多次提出异议，认为汪精卫尽管是汉奸，但他大半生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不应受到如此侮辱。后来，又有一些史学家提出异议，所以，1997年公园将他的跪像撤了下来。”
史学家对汪精卫也有不同看法？这太让我感到有意外了！于是回到长春后，我便找来资料，对有关汪精卫的生平事迹进行恶补，结果，打开了一个真实的汪精卫：
汪精卫原名汪兆明，1893年5月4日生于广州，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家庭贫寒的他在18岁时考取广州第一名秀才。1904年考取清政府公费赴日本留学生。当时正是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爱国热情分外高涨。他们痛恨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萌生了用革命来改变中国现状、发展资级本主义使国家富强的思想。汪兆明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名学生。
1905年7月，鼓吹革命的孙中山来到日本，与汪兆明一谈便引为知己，汪便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骨干。从那时起，他便以《山海经》中精卫小鸟衔石填海的故事，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汪精卫”，意为革命不成功死不瞑目。
汪精卫不但长得一表人材，而且思惟敏捷，口材极好，极富组织能力和讲演能力，被推为同盟会三大部长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从此，他便追随孙中山走上了一条革命道路。这年年底，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驱逐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汪精卫便和孙中山出走南洋等地，在华侨中继续鼓吹革命发动募捐。在马来西亚，一位华侨富商年仅17岁的女儿为汪精卫所倾倒，她便是陈璧君。从此，陈璧君便追随汪精卫参加革命东奔西走。虽然二人如此热恋，但汪精卫却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决不结婚”。所以，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912年，他们才举行了婚礼。
到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中。此时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说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连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不信任孙中山的苗头，章炳麟的浙江派还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派也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滑向失败的边缘。
在这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他主动提出来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汪精卫和陈璧君将炸弹带进北京，要刺杀摄政王载沣（当时的皇帝溥仪年仅五岁，朝廷是由摄政王主事）。1910年3月31日深夜，汪精卫让人在载沣上朝时路过的银锭桥埋下炸弹，准备第二天早上由他亲自引爆炸弹与载沣同归于尽。想不到埋炸弹的两个人被人发现，汪精卫和另一位革命者黄复生被清廷逮捕入狱。
当时清廷已宣布预备立宪，所以1910年４月25日清廷司法部按照文明国家的办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即时写成的4000余言的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人士十分感动。４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行刺载沣是汪精卫一生的最大亮点，它虽然是热血青年的冲动之举，对催毁清王朝的统治并不一定有多大实际效果，但此举确实振奋了一代人，使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威望重新树立起来，8个月后，暴发了辛亥革命，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汪精卫被释放出来后，立刻让天下人刮目相看，孙中山更对他信任有加。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又紧紧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参与反袁斗争，参与联俄联共等，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所以，当1925年孙中山病情加剧时，国民党内高层人物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共推汪精卫代孙中山来写遗嘱。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孙中山在看了遗嘱，一字未改就签了名后，却没有留下遗嘱确定接班人是谁——国民党后来的军阀争斗、群龙无首的祸根可能就源于此吧。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由于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卫以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被推举为孙中山之后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在中央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但汪精卫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那就是他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私家军，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社会里，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注定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这之后，在联共还是反共、是建立文人政府还是军阀政府、是限制还是怂恿财阀敛财等问题上，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是针锋相对的，结果可想而知，汪精卫只好下野。有时被拉进中央，也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而大权始终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独裁面目渐渐暴露出来，汪精卫以反独裁为口号在广州另立中央并集拢了一批有实力的军阀声讨蒋介石，南北战争一触即发。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才使中国避免了再一次的内乱。
但是在与日军的几次交手后，蒋汪都觉得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于是妥胁成为他们的共同点。南北和解后，由汪精卫主政，由蒋介石主军，国民党又出现了统一的局面。随着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和1933年《塘沽协定》的签订，中国人民的反日抗战情绪高涨，激进的军人甚至要暗杀汪蒋以谢天下。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谁知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就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这三枪，一弹射中汪的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事后，射入汪精卫身体内的前两颗子弹取了出来，而后背上的子弹却无法取出。而且正是后背上这颗没能取出的子弹，才在多年后复发要了汪精卫的命。也是因为枪伤，汪精卫又一次离开了政坛。
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改变了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而汪精卫却在与日本妥协的路上越走越远，与蒋介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到了1938年，日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汪精卫悲观至极，感到国家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提出了“和平运动”“曲线救国”的口号，希望通过日本国内的主和派达成两国共存，只要能保住中国领土完整，就是向日本投降也可以。
想不到的是，汪精卫的投降理论竟得到国民党内一些实力人物和元老的赞同，这可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分裂党国。于是，蒋介石痛下决心，一定要除掉汪。这才出现了汪精卫出逃、在越南遭到蒋介石派人的枪击、汪的秘书曾仲鸣死难的事件。
蒋介石的追杀使汪精卫如丧家之犬，最后不得不寻求日本人的保护。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他来到了上海。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提出“建立政府”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秘密飞往东京。向日方要求中国重建政府，并希望得到日本支持。刚好日本也想有一个傀儡政府，于是几经策划，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胁迫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本来主张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重庆方面的国旗一样，容易造成混淆敌我。但汪精卫坚持用国民党的这个国旗，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
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
可笑的是，这天还发生了日本兵枪击国旗的事件。原来中日开战以来前线的日本兵一直对着这个旗帜开战，很多日本兵在这个旗帜前倒下，现在这面旗帜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让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接受不了。
汪伪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牌军。但1943年8月以后，日本的败局已定，就再也没有人投奔汪伪政府了。
汪伪政府的第二大任务是建军。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支自己的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有了实力，他的政府才能摆脱傀儡政权的地位，日本也无法对他随心所欲地控制。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伪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投奔他们的地方杂牌军，训练以3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训练结果，汪伪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那原因是日本对他建军存有警惕，处处加以干涉和限制。1943年日本现出败象后，许多军队又转投蒋介石。所以汪精卫的建军计划也泡影。
循着这样一个轨迹，汪精卫在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完成了他五年汉奸生涯的可耻可悲命运。如果1910年汪精卫在银淀桥与载沣同归于尽，那他就是一名与谭嗣同一样光耀千古的中华英烈；如果他在1935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的老革命家；如果1939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惜汪精卫一时糊涂。但命运之神好像在故意捉弄人，让他成为了一名可耻的汉奸！其实，汪精卫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50岁时曾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悲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作词一首。”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内心的无限颓丧。
突然间让我想起了国共两党的恩怨再深，并没有伤及人们对两党领袖的景仰：大陆到台湾的人都要去看蒋公墓和中正牌坊；台湾来大陆的人也要去韶山和毛泽东纪念堂，并且，今天的两党领袖还可以携手祭拜黄帝陵和中山陵——这是一种民族的信念，任是什么也难以动摇的民族凝聚力。
只是读过史料后，我对汪精卫的遗孀产生了些许同情。据说陈璧君的个性十分刚烈，她陪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从来没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19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后，蒋介石没有把她移往台湾而是留给了共产党。1952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她（1812年陈璧君和汪精卫结婚时，何香凝还曾作过她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她宁可坐牢，不承认汪精卫有罪。1959年6月17日，68岁的陈璧君死在监狱中。